秋后蚂蚱的最后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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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当我走进高考考场时，经历了三年文革洗礼，两年知青生涯，七年炉前工磨砺的我已近而立之年，因此可以说，这次高考是命运之神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从1979年开始，考生年龄被限制在28岁以内）。
从文革后期的1972年起，大学陆续开始恢复招生。那时实行的是基层推荐制度。招生的名额被分配到各个单位，谁上大学完全是由单位领导说了算。我所在的炼钢厂每年都能分配到两、三个大学名额。我当时年轻力壮，干活不怕吃苦流汗，深得领导信任，在进厂的第三年就当上了炉前工班长。当第一次厂里选拔大学生人选时，我被车间推荐到了厂里参加评比，结果名额落到了本厂一位副厂长儿子的身上。后来我听人家讲，他在北京钢铁学院踢了三年的足球。第二年，我又被车间推荐到厂里，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当我向车间主任询问理由时，这位与我私交还不错，又欣赏我干活卖力的仁兄向我交了底。他说在厂里评比时，有人指出我血统不够纯正，爷爷一辈属于剥削阶级。当时的政审是要查祖孙三代的，我的大学梦也从此破灭，并且做好了一辈子与大学无缘的心理准备。
父亲在大学里教了一辈子的书，虽然他在口头上对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表示了自豪，但我知道在他内心的深处，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当时最大的痛苦便是自己任教一辈子，子女竟然与大学无缘。
正如遇罗克当年尖锐指出的那样，这种以阶级成分来划分的社会，实际上造成了一个贱民阶层。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只有老实干活的份，好事永远落不到他们的头上。
四人帮垮台之后，三起三落，重新复出的邓小平独掌乾坤，毅然拍板在1977年当年立刻恢复已经停顿十年的考试制度，使陷入绝境，百废待兴的国家早出成果，早出人才。尽管以后发生了种种事情，人们对邓也有不同的评价。但对邓大人开放高考，造福千万学子的这一德政，我是终身铭记在心的。
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兴奋和喜悦之情难于言表。我重新拾起沉睡了十几年的教科书，白天劳累了一天，每天晚上都学习到深夜。文革开始时，我正值初中毕业，高中的课程是一片空白。我当时不仅要复习初中的内容，还要自学全部的高中课程。1977年第一次招考时，因为心中没底，未敢报名。77级发榜后，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被录取，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夜以继日，囫囵吞枣地自学了高中数理化的主要内容，终于在1978年的全国统考中，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积极、最努力，奋发向上和硕果累累的时期。
除了自己准备功课外，我还到处游说同学、朋友准备高考，不要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文革前，我曾就读于一所市重点中学，全班40名同学，大约男女各半。此校学风极盛，大部分同学都刻苦攻读，成绩优秀。但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很多同学都已经成家，尤其是女生，多数已为人妻为人母，竟无一人参加高考。这个重点中学的重点班仅有五名男生，鲤鱼跳龙门，于77、78年相继跨入了大学的殿堂。而这关键的一步，决定了这些人后半生的命运。今年年初，回国与老同学聚会，发现没有报考大学的同学，大都已下岗或退休，有些从工厂下岗的同学仅能维持基本的温饱。而上了大学的同学，由于赶上了改革开放和人才断代的大好时机，都还处于事业的巅峰，任职于大学教授、设计院总工程师和主任医师等等。
我有一位同学是右派分子的儿子，由于才华出众，使一位亭亭玉立，感情纯真的少女陷入情网。不幸的是这位少女正好是本厂一位领导干部的千金。这种不同种性之间的恋爱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不容。女孩的父亲绝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跳，嫁给一位注定毫无前途的黑五类子女，于是便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来阻止这门婚事。而这位纯情少女牢牢坚信自己的爱情信念，毫不退让。正当双方相持不下，胜负难决的时刻，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位仁兄立刻转移战场，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战，昼夜苦读，终于在1978年以地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进了学子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就在县衙门张榜的那一天，女方的家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的这位仁兄立刻从被人冷落变成了座上宾，演出了一幕穷秀才中状元，衣锦还乡的现代喜剧。
三十年过去了，平心而论，这种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The democracy is the worst system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我们三十年前所经历的那场考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或许应该说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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