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父亲鼓励我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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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23岁,梳着一对小辫，已是长航所属某建筑工程队技术员,八年工龄。每次填写履历表的"文化程度"一栏，我都会认真地填上"初中"二字。 我本应于1968年初中毕业，可是刚念完初一，"文革"就开始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首先中止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全国的学校停课闹革命。之后，十五岁的我便与成千上万中学生一起由大城市下放到偏远的乡村当农民，近两年艰苦的知青生活之后，我被抽调回城，在一个建筑工程队做统计员。 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便开始广泛的阅读。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够到手的任何读物，从《战争与和平》到《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的制作》，我还想办法弄来初、高中数理化课本，花了几年业余时间自学。我渴望上学，每次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都虔诚地报名，但每次都眼巴巴地被淘汰，我不再指望有上学梦。 1977年的金秋，人们为恢复高考的消息奔走相告──中止了整整十一年的高考恢复了！我隐约感到改变命运的机遇正悄然迫近，但恢复高考的消息给我带来的震惊与惶惑却甚过欣喜。我的惶惑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可是我只有初一的学历，家庭又还"有问题"，这种条件怎么考得上大学？！在思想深处我还有一层忧虑：在单位我能看懂全套的建筑图并独立承担工程预、决算工作，是一个工作努力、业务能力强的好青年，一旦大学落选，将使我分外难堪。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自然期望我报考，但他们保持缄默，直到父亲与我进行简短对话的一天。 父亲和言悦色地问我报不报考，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个问题，便随口答道："不报。""为什么不报？"我无言以对，就敷衍说："不为什么。" 想必父亲是看透了我内心的矛盾， 他关切地问到："你是不是担心考不取或者考不取丢人？""不是"我矢口否认。父亲循循诱导道："考不上大学没什么丢人的，更何况对于你一个初一的学生。我看一个初一的学生敢于报考大学，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即使考不取，也很了不起！" 父亲短短的几句话使我豁然开朗。我横下一条心到单位报了名，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 那时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只能利用工余时间复习准备，当时经常停电，我每天都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苦读到深夜。正如父亲所料，我所在的技术科所有的工程师、技术员都为我的报考而高兴，他们给我大力支持与帮助，离考试还有两周时，同事们自愿包下我的工作，让我占用一间尚未竣工的房间全天复习。还记得那是一间没有装修、没有桌椅的空空荡荡的毛坯房。我搬来几块红砖当凳子，双膝为桌，知足地进行高考前的大战。 我与千百万考生一道，终于迎来了这场期待以久的命运挑战。 考试后自我感觉并不好：自学的数学在考场上不能应付难题，语文也有地方出错。我男朋友（后来成为我丈夫）当时是一名司炉工，也参加了这次高考，他们那帮"老三届高中生"关于"这次高考太容易"的议论使我倍感压抑。 高考发榜的日子临近了，我每天都抱着一线希望到单位的门房等邮件。那是1978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一眼就看到一个署名我收的牛皮纸的信封，落款印着"武汉大学"四个鲜红的大字。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莫非我被武大录取了？！我急急慌慌地撕开信封，几行简短的文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看错了。 "我取了！""我取了！"我狂喜地扬着入学通知书向周围的人──认识与不认识的──喊道，周围的人地看着失态的我莫名其妙。回想当时的我，实在有些范进式的癫狂。 1977年全国有570万考生汇聚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参加高考竞争，那年高考的录取率为16:1，我与男朋友都有幸在高考中如愿以偿。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使千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78年3月，我迈进镌刻着"国立武汉大学"字样的老石头牌坊，开始了大学生涯。大学毕业后我又有了机会到美国波士顿留学深造。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和关键时刻父亲的鼓励使我及时把握机遇，改变了命运。 |
